燕赵都市报：死于1982

　　我说我生于1982，是因为1982年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并爱上了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的巴西队。但是，假设我还是个小孩，2010年第一次看世界杯，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就此成为一个巴迷，我有点怀疑我更可能成为一个西迷。

　　因为看起来这支西班牙队比邓加这支巴西队似乎更接近于1982年桑塔纳那支天花乱坠漫卷诗书的巴西队。世界大同啦，南美人在足球场那样子长得越来越像欧洲人，而西班牙队似乎比巴西更巴西。

　　苏格拉底，你在哪里？

　　大师发话了，前几天苏格拉底称：“巴西足球其实在1982年就死了，后来我们踢的跟别人都一样。”

　　2001年在韩国釜山我见到了贝利，2002年在日本，在一辆开往赛场的媒体大巴上，我发现托斯唐(1970年巴西杰出的前锋)就坐在我后面，和我一样采访证吊在脖子上晃荡。见到贝利和托斯唐，就像见到自己的前世，见到那些暗夜怒放的末路狂花。

　　对于1982的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足球，一种是巴西人的足球，一种是其他人的足球。“我们”和“他们”是泾渭分明的。

　　而后来，巴迷不得不忍受经常要和别人同穿一条裤子。足球是圆的，地球是平的，地球和足球将我们慢慢摊成同一张大饼。大饼崛起的时代，人面桃花今何在？

　　喝着狼奶，寻找蜂蜜，我依然在寻找1982年的巴西足球存活的证据，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从罗比尼奥千里走单车，从麦孔零度撕裂地平线，从巴斯托斯连续闪电过人犹若危树独舞悬崖。

　　从未见过苏格拉底，1980年代的苏格拉底博士，总让我想起贾柯梅蒂的长人雕塑，他遗世独立，孓然一身，穿过噩梦，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诉说：我死了，但我曾经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