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从万里桥到廊桥

    成都商报电影记者，基本不懂足球

    小钱给我来电话，说已到成都两日。小钱是我大学死党，江苏人，毕业后辗转上海、柏林，最后落脚北京。当年他被广为传颂的是，到成都上学三月后，就能用四川话跟小贩讲价。

    小钱受一家大公司之邀来成都参加活动，活动设计得雅致有趣，前两日小钱所在的小组综合评定第一名。最后一天安排在成都市区内，于是小钱得意得不得了。第一，他对成都熟；第二，别的人此前从没来过成都。我们在房间里铺开地图筹划了半日，觉得分赛区冠军十拿九稳，可以准备行李去珠海参加决赛了。

    第二天，我看完球赛5点睡下，9点，小钱拿到考试题目打电话给我：有一处曾出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在哪里？我头一个想的便是廊桥。小钱声嘶力竭给我念题目中摘录的游记原文，念完后叮嘱我说：一定要查，查清楚。

    我于是赶紧去百度，眼花缭乱的海量信息，千挑万选找了四川档案局的天府史志，上书：马可波罗提到的这座桥，后人考证为万里桥。那么万里桥又在哪里呢？再查，说就是现在的老南门一带。于是放心睡去。突然电话又响，说老南门不见有人。又查，专家说，万里桥已经原样移往浣花溪。这下再睡不着，但小钱却没了消息，下午终于发来短信：结果，我们最后一名。

    我简直不相信，打过去问，他有气无力：“折腾了半日，原来竟真的是廊桥，等我们到的时候，别人都开始坐那里喝茶了。”我不甘，把档案馆的资料链接发给他，让他去理论。小钱一向好胜心强，但这次却泄了气：“廊桥旁边有个碑，碑上写了，这就是马可波罗来过的桥。”我彻底醒过来，那不是著名的魏明伦先生写的那首著名的赋么……我这猪脑子。

    后来小钱回京，找对手打听怎么赢的。对方很淡定：反正我们也没来过成都，就拦了一辆出租，直接说我们要去马可波罗去的那座桥，十分钟就到了。

    花十分钟就能吹着空调漂亮地完成，我却满头大汗去翻故纸堆，我太迷信传统。不止我，很多人都迷信传统，并且迷恋传统，而对眼前一切新鲜有趣的变化视而不见。这就如同荷兰昂首走到决赛，仍有人认为这是足球传统的葬礼，他们心痛地大喊：这样的荷兰，不如去死。

    据说中国人看世界杯始于荷兰。一位前辈曾激动地给我补课：那是1978年的阿根廷，当时还是大家挤在一起看单位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的时代，央视转播了最后的决赛，宋世雄解说，对阵双方是阿根廷和荷兰———因为是黑白电视，所以最初的印象，既不是蓝白两色的阿根廷，也不是橙色的荷兰，而是不晓得啥子颜色的两队人马，惟一和大家不一样的是荷兰队里有个球员手上缠着绷带，但他已经不记得是谁了，反正不是克鲁伊夫———那时中国人谁也不知道克鲁伊夫。

    1978年，我爸妈还没成为合法夫妻。所以，我没有资格谈论荷兰足球的传统。我不知道三剑客，不知道克鲁伊夫，但我看见它现在的模样，就已经觉得足够牛逼。

    传统，因为担负着过多的爱，被迫成为传说。

    他们说，荷兰不是为了冠军而生的，他们是梵高，必须是残缺的，凄美的，像西西弗斯一样，永远不能成为有冕之王。可叹我这不知传统的人，只想反问一句：但荷兰队不是戏子啊，为什么要以一次次的失败来满足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悲情狂？他们还说，十足爷们儿的足球，才是荷兰存在的价值。难道赢球就不爷们儿了？

    小钱后来打电话说，他被抽中当上总决赛的拉拉队，一样可以去珠海。他说，目的达到了，这不是很好吗？

    这世上究竟有无马可波罗，究竟他是否来过成都，都不重要。对于只要在桥头合影留念的外来者不重要，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同样不重要。从万里桥到廊桥，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