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一切体育比赛中断，数年后恢复比赛，“让球”又被赋予新的涵义。就像勒紧裤腰带去支援比我们过得还好的国家一样，“让球”又在显示着“中央大国”的气派。我们民族自我中心倾向古己有之，“四海之内莫不服王化”，“威加海内、施惠四方”，便是这种心理的体现。我们自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怎样让体育比赛与“中心”相适应呢?连最没资本的足球也在“让球”，请来一些非洲三流球队，我攻你7个，再让你5个。最近中国足坛元老维泗在他的回忆录《欣慰与悲怆》中就谈到，他在比赛前常常接到的指示是“能不能先让一个”，“让球”竟成了足球队的一门学问。“让球”让得队员动作走形、心理异常，让得无法适应大型比赛。以至1974年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时，队员们都感到不大适应那种寸土不让的气氛。当然，乒乓球还最有让的资本，尽管实力今非昔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于是，一切虚假、捉弄、不真诚都在墨绿色的球台旁演出了。文革中多少偏远地区的人衣不遮体，我们也要花巨资搞与自己国力不相适应的亚非拉邀请赛，外国选手的机票、食宿全被包下来。一大批连球都不会发的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登场献艺，为了让每个队拿一分，中国运动员不得不连续向球网和球台外扣杀，不得不发出既不转也不刁的和平球。一些非洲运动员对战胜世界闻名的运动员既有哭笑不得的，也有略带害羞笑弯了腰的。做着中央大国女皇梦的江青，自鸣得意又摇头晃脑地鼓掌。中国的文革声名狼籍，中国的经济摇摇欲坠，只有在这里她才能把女皇的派头摆得更真切些。

　　但是，一个有出息有实力的运动员，会把这种“恩惠”当做耻辱。南斯拉夫优秀选手斯蒂潘契奇在一次比赛中发现中国运动员在让他，比赛刚一结束，他气愤地把球拍扔在球台上，球拍狠狠地撞在球网上，又被弹了回来。还有一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用让球“猫腻”把第三国选手整下去，而保住友好国家的名次，这位被整选手含着泪说：“此生不再到中国来比赛!”周恩来总理后来曾批评类似作法是“分配奖杯”的大国沙文主义。

　　内部“让”，对外“让”，几乎每一次大赛都要伴随着“让球”的内幕。人们还记得70年代的张立，她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女子选手。但出于国家间关系的需要，她连续两次让给了另一国的选手，盖斯特杯上再也不会镌刻她的名字，后代人不会承认她是世界冠军，她的履历表上无从反映她的实力与贡献，就是出国当教练也亮不出世界单打冠军的牌子。这对一个付出了多年血汗而又才华横溢的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个悲剧。而被让的选手并不领情，人家回国受到元首式的迎接仪式，又一再强调力挫各国强手，难怪至今回首往事，张立也不禁唏嘘。

　　还有那位手执魔杖的蔡振华，他是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中国人在七十年代末惨败匈牙利后，正是依靠他和谢赛克，在两年后夺回了斯韦斯林杯。但在与另一位团体赛中表现欠佳、贡献不及蔡振华的选手争冠军时，却被授意“让球”。此时并不存在“祖国荣誉”的问题，因为谁得冠军也是中国人，但蔡振华要服从命令，况且他还得到“以后再叫他让你”的许诺。但两年后他的“魔杖”因规则更改被取消，他的实力与锐气大减，当年的许诺也没有人再提，而让重新相遇的两个人真打。据说蔡振华赛后流下了辛酸的泪水—－他失去了一个明明可以得到的荣誉。蔡振华后来出国打球，又抛弃了在国外的优厚待遇执教中国队，这位少帅指导中国乒乓球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再度辉煌，今天的年轻球迷们更应该知道他曾是一位失落的无冕之王。（金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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