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杰：有一句话：“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赞誉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广东人的“敢”，不仅仅表现在吃的方面，在承办全运会的许多方面，也当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九运会以广州为中心，分布周围10个县市，形成了“大广州”而且有三分之一的项目在11月11日前已刀枪入库。这样，减轻了一个城市集中在一段时间要举办许多比赛的压力。再比如，八方来宾以往都是由官方接待，这回却交给了旅游部门，尽管被接待者褒贬不一，但当地旅游部门赚了钱，又减轻了主管部门的压力，这是事实。

　　也许，思维方式与饮食文化本来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至少可以给以后全运会承办者开拓思路。

　　清新亮丽新羊城

　　程康萱：这是我第七次采访全运会、第八次来到广州。说实话，在采访九运会之前，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那么好。每次离开广州，留下的感觉总是“脏、乱、杂”。然而，这次在羊城呆了半个多月，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却彻底变了。九运会的举行，给她带来的是整洁、清新、亮丽，更加现代化。我想，除了广东选手在比赛场上夺金掠银，这或许是九运会带给东道主的最大收获。

　　一个综合性大型运动会的举行，往往会给承办城市带来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收益。2005年的十运会，又将给南京，给江苏带来什么变化呢透过镜头看九运

　　周先铎：采访了好几届全运会，还从未像这次这样的辛苦。九运会10个分赛场，每天每处都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好戏。作为摄影记者，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用自己手中的镜头记录所有的瞬间。

　　但光是已经“定格”在数码相机中、保存在笔记本电脑里的数百帧图片，已足以让我回味。

　　健儿们脸上有笑、有哭、有愤怒，有汗水，还有深深的感动、久久的回眸、狂野的激情……半个月紧张的日子，因他们而变得生动。

　　抓住瞬间的同时，也在感悟瞬间。每按动一次快门，都在体味别人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时刻。透过镜头看九运，过瘾。

　　走百里路掉十斤肉

　　严子健：齐鲁晚报记者马安泉五十多岁了，作为记者他采访了五届全运会，作为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届全运会，在采访九运会的记者中恐怕很少有这样经历的人。

　　那天在一起回驻地的路上闲聊，老马说自己采访必须到现场，否则写稿子心里不踏实。这便使我想起男子50公里竞走比赛结束后，陕西教练李宝进讲的一句话：“走完50公里，平均每个人要掉10斤肉！”

　　本届全运会比赛场地分散是前所未有的，但许许多多的“马安泉”还是不辞辛劳地到第一线采访，宁可“走百里路，掉十斤肉”，这就是一种精神。老马说他要退了，我想，这样的精神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

　　流动不是雇佣

　　唐玉琴：全运会是对各地体育实力的一次检阅，但九运会上实行的人才“协议交流”，使得这个检阅有点变味了。

　　九运会协议交流运动员达2000多人，占总参赛选手的四分之一。人才协议交流，本意是让人才进行高效、合理流动，但现在成为一些地方确保自己获取利益的手段。有钱的地区可以花大钱“短平快”组队，人才交流变成“一锤子买卖”，“雇佣工”干完九运会就走人，并不能真正体现该地区运动水平高低。因为有协议队员这种“影子部队”存在，比赛中就难以确保公平竞争。

　　“协议交流”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用钱买人，势必忽视基础“生产”，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好苗子流失，办体育的积极性受挫。这应该不是当初推出“协议交流”的初衷。人才流动毕竟不是雇佣。

　　感受与感悟

　　郭泉真：有幸，刚刚踏上工作岗位3个月，就能亲身感受真正的新闻大战。

　　同行成了对手，连互相打量的眼神也蒙上了某种尽在不言中的意味。笑脸，往往只有在各自发好稿子后才能见到。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每个人都被逼迫着全身心地投入：紧张地思索、紧张地赶场、紧张地打字……稿子发好，又生怕漏了什么、错了什么。短短15天，除了睡着，脑子没停过。不夸张地说，好几次睡梦里都酝酿稿子，只可惜每次醒来都想不起，郁闷。

　　在激烈的新闻大战中，与其抢独家新闻，不如占独家视角。延伸开来，在新闻资源日益共同化的今天，占据思维的制高点，新闻的思索功能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掘。

　　夜宵的变异

　　陈华：广州最有特色的吃，就是凌晨时分出现的夜宵排档。

　　几乎在夜宵排档出现的同时，日报记者才能伸一个尽兴的“懒腰”，然后大声呼喊：“终于写完了！”

　　广州的第一顿夜宵，是浓浓友情的代名词。提前一天来到广州，没有发稿的压力，几个当“地主”的大学同学，早就订好房间“喜相逢”。随后的夜宵，成为“工作餐”。

　　前方记者每天发完稿，在夜宵同时，要为明天的选题和采访内容进行交流和讨论。这时候，夜宵只是工作的一种道具。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安徽同行。那次我写稿结束已近11点，来到麦当劳，正自言自语“晚饭还没吃”时，却听见座位旁有声音幽幽传来：“这有什么？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