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文邹林海长沙市一位青年作家在采访了奥运冠军刘璇的母亲后，写了一篇题为《申奥大使刘璇———母亲眼里的乖乖女》的纪实作品，先后刊登在大连的《现代女报》和南宁的《女性天地》杂志上。谁料４个多月后，刘璇的母亲谢蔚平将青年作家及两家媒体告上法庭，索赔精神损失费１００万元。 １２月２４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一奇特的案件。 双人合照埋下“祸根” 在北京申奥的日子里，申奥形象大使之一的刘璇备受关注。作为《女性天地》的特约记者，长沙市青年作家汤国基打算写一篇关于刘璇的文章。７月１０日，汤国基来到刘璇家采访刘璇的父亲刘锦成。刘说：“我们父女之间的故事，已有许多记者采访报道过，再写也写不出什么新意了。你倒是可以写写刘璇的母亲，至今还没记者写过她们母女之间的故事。” 因为刘璇的母亲谢蔚平工作很忙，汤国基一直未能采访她。 ７月１３日晚，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传到长沙。汤国基立即打电话给谢蔚平，双方约定第二天进行采访。 ７月１４日上午，汤国基来到谢蔚平供职的长沙市玉楼东酒店，同她谈了将近两小时，采访笔录记了近２０页。采访结束时，在汤的要求下，谢蔚平同他照了一张合影像。汤国基做梦也想不到，这次竟会带来一场官司。 两家媒体同时犯错 ７月１５日，汤国基赶写出近６０００字的纪实作品《申奥大使刘璇———母亲眼里的乖乖女》。在寄给《女性天地》前，他将那张与谢蔚平的合影照片附上，但没有在照片背面写说明文字，只在文章结尾注明：“本文所配照片，系作者采访后与刘璇母亲的合影。” 文章寄给《女性天地》没几天，汤国基接到大连《现代女报》编辑梁水的约稿电话，汤便将这篇文章复印后配上照片寄给梁水。 ８月１０日，《现代女报》在头版刊登了汤国基的这篇文章，并将汤与谢蔚平的合影作为题图刊登，但说明文字却错写成“题图为刘璇的父母”。 ８月下旬，《女性天地》９月号Ａ版在刊发汤国基的文章和照片时，竟然犯了同样的错误，将照片说明文字写成“刘璇的爸爸妈妈”。编发该文的责任编辑毛娟发现错误后，当即向领导作了汇报。８月２３日，毛娟以个人名义向汤国基寄来一本《女性天地》，并在附信中说明：“寄来９月号杂志（不是单位寄的样刊），是我私人寄来的，意在让你看后别生气，就是关于图片的说明有误，我们将在下期杂志上刊发致歉声明。” 汤在收到毛娟寄来的刊物时，又接到毛娟的电话。毛娟再次向汤国基表示歉意。据汤讲，当他得知两家媒体因工作失误出现技术性差错后，立即给《现代女报》编辑梁水打电话，要求登报更正，向作者和刘璇母亲道歉。 刘璇母亲愤然起诉 ８月１８日，即《现代女报》发表汤的文章后一个星期，谢蔚平从北京探亲返回长沙，刚进家门，就遭到丈夫刘锦成的大声质问：“《现代女报》上发表的报道是怎么回事？” 谢蔚平听完丈夫的讲述，再仔细看了报纸，也是气得浑身发抖。稍后，她向丈夫解释了接受采访和拍合影像的情况。她说，也不知道为什么照片说明搞错了。她估计作者汤国基看到错误后会主动打电话或上门道歉，但一直等到９月中旬，既不见作者向她道歉，也不见报社向她道歉。更让她气愤的是，南宁的《女性天地》杂志在刊发这篇文章时，照片说明也是“刘璇的爸爸妈妈”。在又等了两个多月不见作者和《现代女报》的道歉行动（《女性天地》１０月号已发表道歉声明）后，忍无可忍的谢蔚平遂于１１月１日一纸诉状将第一被告汤国基、第二被告《现代女报》社和第三被告《女性天地》杂志社告上了法庭。 她在起诉状中写道：“被告一和被告二的行为破坏了原告家庭的平静和安宁，造成原告夫妻失和、关系紧张，侵害了原告的名誉，败坏了原告的声誉。 “被告一和被告三的行为加剧了对原告家庭的破坏，对原告、原告的丈夫刘锦成以及原告的女儿刘璇的名誉造成了损害…… “刘璇是奥运会冠军和‘申奥大使’，全国尤其是湖南省及长沙市的电视台、报纸杂志的众多记者多次采访过刘璇及其父母，国人皆知。但三被告无中生有地将刘璇的父亲更换为被告一，原告和全家的亲友、熟人大为惊讶，以为刘璇的家庭发生了变异，即使不相识的人也窃窃私语，传播此事，致使原告夫妻之间出现误解，给原告及其全家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本案三被告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广为传播，尤其是被告一对自己所为之事是清楚的，却冒充他人的丈夫并造成恶劣影响，已侵害了原告、原告丈夫刘锦成及其女儿刘璇的名誉权。被告二和被告三作为新闻媒体，不负责任地发布被告一捏造的事实，传播影响范围更大。根据《民法通则》和有关规定，三被告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诉讼请求：１、判令三被告承担精神赔偿费共１００万元；２、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登报公开赔礼道歉；３、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 法庭辩论针锋相对 １２月２４日下午３时，原告代理人、三被告及其代理人来到开福区人民法院法庭，但原告谢蔚平没有到庭。 原告的代理人穰玉武律师严肃指出：作为以维护女性权益为己任的《现代女报》和《女性天地》以及作者，本应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但三被告却做了有损女性权益的事。在明知道照片说明出错、侵犯了谢蔚平名誉权的情况下仍迟迟不与原告联系致歉，使原告及其丈夫刘锦成名誉权受到侵害，精神受到打击。 被告之一的汤国基没有请代理律师，他在辩护中称：“在这件事情上，我完全没有错，因为我已在原稿的结尾注明了‘所配照片为本文作者与谢蔚平女士的合影’，照片说明出现错误完全是两家媒体的工作失误所造成的，所以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出错后，我曾打电话给《现代女报》的编辑梁水，要报社进行更正致歉。报社更没更正，我在一段时间之内并不清楚，因为我没有订阅该报。”说完，他向法官出示了给两家媒体寄出的写有正确说明文字的原稿复印件。 这时，原告代理人提出异议：“这份原稿不能作为证据，应以两媒体收到的原稿为准，所以原稿证据应由第二、三被告提供。” 第二、三被告的代理律师方骏当即向法庭提交了第二被告《现代女报》所收到的原稿证据，与第一被告汤国基提供的原稿完全一样。但他又说明：“因为第三被告《女性天地》工作上的失误，已将作者寄来的原稿丢失，因此无法提供。但完全可以证实，作者寄给他们的原稿与寄给《现代女报》的原稿是一模一样的，因此第一被告、文章作者汤国基没有过错和责任。” 接着，方骏律师针锋相对地辩称：一、原告诉称侵害了她的名誉权，但被告没有毁谤和侮辱原告，只是将原告谢蔚平的丈夫刘锦成与作者汤国基的身份搞混淆了，因此这不是侵犯了名誉权而是搞错了身份，是身份权的纠纷。而国家法律对身份权纠纷没有规定，所以请求法院不予受理此案；二、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应是与侵权行为有直接关系的人，而被告并没有将原告谢蔚平“刘璇的母亲（妈妈）”这一身份搞错，只是将刘锦成和汤国基的身份搞错了，所以直接受损害的人不是原告谢蔚平而是其丈夫刘锦成和作者汤国基，原告因是刘锦成的妻子而受到间接损害，而间接关系人不能充当原告，因此建议法院驳回谢的起诉；三、从原告代理人提供的情况看，原告在家中只是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向别人解释，心情很烦躁，既没因此事件而离婚，也没因此事而出人命，所以索赔１００万元于法无据；四、被告确实将照片说明文字搞错了，这是事实，给原告及其家人带来了不应有的影响和损害，作为被告代理人，在此再次向汤国基、刘锦成两位先生和谢蔚平女士及其女儿刘璇道歉。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第三被告《女性天地》在发现错误后立即作了致歉更正，作为责任编辑的毛娟还及时给作者汤国基写了道歉信，打了道歉电话。第二被告《现代女报》也在接到法院寄来的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后，及时在报上作了致歉更正（因为此前他们并不知道照片说明出了错。责任编辑梁水称，他们没有作者汤国基和原告谢蔚平给报社打电话的印象）。按照国家有关新闻媒体侵害名誉权案的法律解释条文，媒体得知侵害事实成立后，要登报更正，侵害行为不严重、被侵害人损失轻微的，法院不予立案。被告已登报作了道歉更正，而且侵权和损害事实均较轻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五、原告的起诉状某些用词不可理解，如说：“……谁是刘璇的父母，国人皆知。但三被告无中生有地将刘璇的父亲更换为被告之一。”刘璇国人皆知没有错，但刘璇的父母是谁，许多人并不知道。两被告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种视觉习惯使然，因为从照片上看，两个年龄相仿、零距离、背景又像是在居家住房内，所以编辑以为两人是夫妻。这是较小的失误，有时难以避免，新闻媒体时有发生，发生了，就更正，为什么非要上法庭索赔１００万元？ 主审法官在查阅了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所有证据后，向原、被告代理人提出“是否愿意庭外调解”？原告代理人穰玉武律师表示：“如果三被告均承认侵权并愿意给予赔偿，可以庭外调解。” 被告律师方骏当即申明：“第一被告汤国基在此案中没有责任，如果原告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庭外调解。” 谁料，方骏话音一落，穰玉武激动地用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不同意调解，就让法院依法判决吧！” 下午５时１０分，主审法官宣布：“庭审及答辩到此结束，法院将择日宣判。” 被告打算提出反告 第二天，第一被告汤国基在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两家刊物将事情都已经说得很清楚的情况下，他们还抓着我不放，在法庭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我道歉，最后因为我不道歉而和解不成。我将依照民事诉讼法，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反诉刘璇的母亲。”他表示，目前正在向律师咨询，民事起诉状将于近日起草。 刘璇的父亲刘锦成听说汤国基要反告刘璇母亲，十分气愤地对记者说：“简直是倒打一耙，真是好笑！要打就打吧，我们将奉陪到底！” (羊城体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