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磊旻
到南非一周,冷得要命。早晚只有1摄氏度,大家都只带了秋装,结果扛不住了,什么T恤、围巾、运动服、马甲……全往身上套,远远一看,一群犀利哥。
我还好带了件连帽衫,于是每天写稿时第一件事就把帽子一拉,像格格巫一样,在电脑前抖上几个小时——异常怀念在杭州那个蒸笼里的光膀岁月。
天天都要写无数的稿子、手记和评论,衣食住行已经毫不在乎,结果后方编辑说,别写比赛,写写你的衣食住行,领导看了,一感动保证加奖金。于是,连夜开工。
其实我们在南非住得还行,据说是喀麦隆某高官的别墅,占地也有个一两亩,围墙上密密麻麻拉了无数电网,楼下放养了只孔雀,我每次看到它都下意识地舔下嘴唇——有谁吃过孔雀肉没,红烧好吃不?
小区里有20多个当地民工,每天都在翻修那个倒灶的游泳池。我到那天他们就开始修了,今天都第10天了,连水泥都没看到。我估计全部修完起码得要两年,在中国,挖个水库都挖好了。
楼下有块草皮,质量非常好,每天写完稿子就在那踢三对三。可惜有高原反应,一跑就喘。跟后方编辑保证,每天在前线练体能,回到杭州,肯定带球突破气势如虹。后方编辑回复:“你快回来吧,编辑部买外卖的活正愁没人呢。”
说到吃,就杯具了。在这里天天吃大白菜,吃得生不如死,难得有天有人大叫“改善伙食啦“,冲到餐厅一看:小白菜。
除了采访,业余生活过得极其无聊,来了10天,上午跑赛场,下午写稿,晚上看球,一分钱没用。实在没时间买吃的,居然做梦喝了杯冰可乐,太馋了。
记得刚到南非那天,约堡总领事和到南非采访的国内记者一起吃饭,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一批“饿狼”。饭吃了一半,我们一大堆人就把桌子上的酒全藏到车上去了,准备回去细水长流慢慢喝。
我分到一箱啤酒,结果第一天南非队出场那天就被大家喝完了。那天去看阿根廷队和尼日利亚队比赛,喊得嗓子冒烟,买了瓶330毫升的冰啤酒,8美元。记得当时甚是感慨:这时候来碗红烧肉多好啊……
杭州的朋友听完这个故事后,个个感动得像郑大世听朝鲜国歌,“回来请好好吃两顿大肉,这娃,太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