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埃利斯公园球场柔软的草坪上,那个蔑视一切条条框框的“球王”,竟然西装革履,装扮得像是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功商人。更竟然的是,面对赛前的转播镜头,他耸动着花白威武的胡子,露出了一个慈祥的微笑,钻石耳钉在约堡灿烂的阳光下熠熠闪光。
这还是那个叫做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的可恶家伙吗?
“我宁愿被人讨厌,也不愿被人可怜。”当他用轻蔑语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正常人”都以为,天啊,这个天蝎座的家伙又开始了,一定是放任的饮食、古巴雪茄和可卡因的混合造成了可怕的放大效应。
他因吸毒被禁赛、用气枪对家门外的记者瞄准射击、过分敏感地对任何人出言不逊、躲到古巴一次又一次戒毒……
“迭戈没救了。”就连阿根廷的洗衣女工都为他们的天才叹息。这曾经是个能够轻易摧毁足球运动的家伙,快速盘带技术举世无双,射门和任意球堪称完美,甚至连双手都可以改变比赛结果。但这也是一个让世界尴尬的家伙,他似乎迷恋于从巅峰到低谷的自我放逐,以及对抗世俗中的各种习以为常。
多年之后,他终于被阿根廷救赎,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球队的主帅,他故意装作温顺地说:“我现在不踢球了,因为我自己就胖成了球。”人们果真以为他已经投降,但结果呢,当他带领阿根廷队无比惊险地杀入南非世界杯的那一刻,他冲进球场高唱“我们必须战斗到死,记者们说什么都不重要了”,遭到禁赛两个月、罚款25000瑞士法郎。
作为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费奥里托镇出生的孩子,马拉多纳对贫苦有着切肤的理解,与之伴随的,还有对权贵的憎恨。他将格瓦拉的头像文在自己的手臂上,学习做一个坚定的叛逆者,“格瓦拉为了追求自由愿意献出生命,我也愿意。”
对于一个这样的马拉多纳来说,足球已经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日复一日的比赛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吸引他的是同造就贫苦的不公现实进行堂吉诃德式的战斗,就像在1986年,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挑落英格兰,仿佛是在为英阿马岛战争复仇,又像是当年密林中的格瓦拉,为一个信念进行不知疲倦的斗争。
然而,仇恨也可以成为工具和陷阱。格瓦拉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远离球场的日子,马拉多纳似乎失去了战斗的目标。在他奚落普拉蒂尼是“永远的小人”、攻击贝利是“虚伪政客”的时候,他的仇恨和“战斗”已经与这个世界相隔越来越远。
时间已经流转,球场上奔跑的换成了年轻的梅西,马拉多纳表演的草坪被划上了标明限制区域的白线,但这无碍胜利的到来,穿西装的马拉多纳也能将快乐带给阿根廷。
南非也许是最适合马拉多纳的地方,这里的故事告诉他,相比仇恨,宽容和理性更有力量,后者同样能够打造出伟大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