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午夜有种诡异的美丽，但李章洙却无心面对眼前的繁华。就在深渝之战的当晚，李章洙与本报记者在这个城市的一角，以茶代酒，尽诉衷肠。此前，李章洙刚刚送走了专门来看望他的本地韩国朋友，在这个三千韩国人聚集的中国城市里，李章洙自言是心情最糟糕的一个。

　　最糟的是不知怎么办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知道为何痛苦而不知道如何摆脱痛苦。当这个一向以刚强、自信示人的韩国教练，碰到每一位认识的人都一脸茫然地问“怎么办”时，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内心无边的苦闷。所以他才会突然说：“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喜欢深圳？”问这句话时，眼前光怪陆离的浮躁世界，与他的郁郁寡欢是绝不相容的。

　　李章洙显然还沉浸在下午的比赛中，“我们没有外援，我们没有后腰，我们进不了球，我们靠运气平了深圳，我们回到重庆如果运气好一点还能平国安……”这大概是他对现实中的力帆队的清醒评价，“上个星期我的朋友到重庆看球时，就看出了这个球队存在的问题，他们问我怎么办，可我最想做的是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回答不出，但他们却很明白地告诉我留在重庆是一个错误”。

　　联赛的现实使李章洙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当初选择的错误：“现在我可以说，赛季结束后，的确包括全兴、泰山和申花在内的几家俱乐部都曾与我有过接触，对于我来说，也许最大的目标就在于拿一次中国联赛的冠军，这几个俱乐部都有这样的实力，所以我面临的是一个很难作出决定的选择。也就在这时，力帆的态度最终说服了我，因为他们明确地表达了要夺冠的想法，而且在留住马克、比坎等人的问题上也表示毫无问题。既然力帆也想夺冠，那么我为什么不留在重庆呢？这里我毕竟熟悉，这里毕竟有支持我的重庆球迷，而到别的地方，我又要重新开始。”可是现在看来，真不如重新再开始一次。

　　我现在真想“下课”

　　“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年，也就在重庆生活了近四年，但是将来我也许会告诉我的后来者，在同一个中国的俱乐部里呆的时间绝不能超过两年，我也许有５０％了解了中国，那么这也算是我的一个体会，”李章洙这样说，“第一年俱乐部会带着考察的眼光给你很多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你干得不错，那么第二年会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可是到了第三年，各种矛盾也就会冒出来，你可能是一个好教练，但你永远是一个外国人，你很难回避这些矛盾，也很难解决这些矛盾。”

　　再次回想起这段经历，李章洙觉得毛家湾集训的一段时间也许是自己痛苦的极限，也可以说是转折点。他说：“我在毛家湾时整整病了一个多星期，打了８天吊针把我两只手都打肿了，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身体没有病，真正让我倒下来的是我的心情，可能那时候我就预感到了自己已没有办法来改变这支球队，现在联赛终于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那场病好了以后，也让李章洙明白了很多事情，就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他想通了，想开了，也就不再痛苦了。”痛苦源自心魔，这大概是人之共性，心魔既除，也就更多了一种平和的心态。李章洙还是自己回答了“怎么办”：“怎么办？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下课，说心里话，我现在真想下课，下课了，我可以回韩国，回汉城家里看看，回昌原老家看看。”

　　官司不能不打

　　说到回老家，李章洙不由得想起自己年高８３的老父亲，“他现在还在工作，身体特别好，自己当老板，每个月能赚到相当于人民币七八万元的收入，他不需要用我一分钱，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我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说起老父亲的李章洙一脸铁汉柔情，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但是在下课回家之前，我必须要完成一件事，就是把现在的官司打完。”

　　令人惊讶的倒是李章洙表明自己决心的方式：“我的律师开始问我，如果对方说对不起行不行，我说绝对不行，这些话律师都记下来了，我也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可以这么说，如果现在我父亲来重庆，命令我不准打这个官司，那么我可以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但官司还是要打。”为了强调，李章洙又伸出自己的左手，放在桌上说：“我可以把这只手砍下来，但官司还是要打。”

　　对于官司，李章洙显然有自己的理解：“有人说如果俱乐部没有人对记者这么说，记者根本就不敢写，我能理解，我也相信。所以我很想知道是谁在说这样的话，要我放弃官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这话的人……都到重庆来，然后当着电视台向我道歉。我知道这不可能，所以我也不会放弃。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索赔５０万，我说钱只是一个方式，多少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是我不能被冤枉。”

　　李章洙的意思很明白，错了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

　　说完这些话，李章洙又有了点幽默的兴趣。已有倦意的他大声把服务员喊来“买单”，然后掏出钱包，表示“我是农民，让农民买便宜的单”，见服务员有些犹豫，李章洙急了，指着记者说：“我是深圳人，他不是。”可他那口怪腔怪调的汉语，仍然阻止不了服务员把单递到了记者的面前。

　　足球报记者刘晓新

(足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