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舆论纷纷指责中国女排为实现“前四”目标而实施的两次不光彩的“战略撤退”。显然，违背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是女排为舆论诟病的关键所在。说到精神，“拼搏精神”曾经是中国女排的标签。大约是在“五连冠”的鼎盛时期，女排的“拼搏精神”曾被视为一个时代蓬勃向上的标志。此后，我们一直在树立“精神”的典型，比如“铿锵玫瑰”。在女子曲棍球队上个月加冕世界冠军时，我就揣测，如果在两年后的奥运会上女曲夺冠或者像女足那样很悲壮地拿回一块奖牌，她们将是又一朵“铿锵玫瑰”。 前天，阎世铎在香河训练基地批评女足没了以前的精神。而在世界杯之后，如何提升男足的精神也是反思的一个主要议题。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急切需要精神。 在竞技体育领域提倡“拼搏精神”、“三从一大”是绝对必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一种要求或曰追求。这就不正常了。精神不过是前提，就如同从事竞技体育的人不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一样，前提不是目标。 我们所树立的精神典型大多是那些为生存而战的团队，没有成绩很多项目面临被取消的困境，例如当年的女足和一些重竞技项目。但当生存危机不复存在的时候，精神也随之走低。精神看似是一种高层次的境界，其实不过是本能。最炎热的午后，我经常为了少走点路打的上班。可那时也有很多人在烈日下奔命。我不敢说他们具备什么精神，无非是不那样就没有饭吃。而我的处境稍好一些，就少了点精神。 和普通的生活不同，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从业者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意志品质，这是这个行业的基本要求。米卢说：“态度决定一切。”所谓态度说的大概就是一种职业精神。 当一个行业还在津津乐道于从业人员的最基本素质时，令人无话可说。 本报体育评论员 毛小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