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梅西过于女性化 球场上充满水性杨花的爱

　　　有了快感你就喊

　　　在电视机前看球，与在现场看球，当然是两码事。现场，你的形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未必放得开，但你在心里，一定是极嗨的。池莉在现场“喊”不出来，她认为这是一种缺憾。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到现场观看世界杯吗？

　　　池莉：对，是第一次。所以千辛万苦来，就是想这辈子填补一个空白。

　　　新京报：你觉得在现场看和在家里看电视，有什么区别吗？

　　　池莉：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其实很久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在电视机前看和在现场看很不一样，我还不以为然，我觉得也差不多，现在电视那么发达。但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真的太不一样了。现场其实是让我们和球员的距离更远了，电视可以有特写，让我们把每个人的脸看得更清楚。现场虽然离球员很远，但离整个世界杯却很近，整个世界杯是什么意义，在这一刻能够完全体现。

　　　新京报：在你看来，世界杯的意义是什么？

　　　池莉：世界杯其实是全世界各民族的一个狂欢。人类发展到今天，痛苦积累得太多了，人们太需要欢乐的理由了，需要共同快乐的理由，但是很难找到。即便你在南非发现钻石，这能带来共同快乐吗？显然是不能的。发现钻石后就会有人抢，就会有人垄断，所以说在世界上能够找到让人共同快乐的理由，太不容易了。那么，足球、世界杯就在这一刻出现了，它成了一个精神快乐资源。所有人，各种肤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起欢呼，一起唱啊、跳啊，那种神态、那种目光，其实都是在抒发自己的快乐。

　　　新京报：你在现场会跟着其他人一起唱歌跳舞吗？

　　　池莉：我不会。我在现场看球时，身边所有人都在跳舞，只有我坐在那里，很高兴地看着他们。也有人邀请我站起来一起跳，但我那个时候起不来，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这种稳重的性格已经太久太久了，已经五千年了，这种中庸的思想有太多的束缚力。从孔子那个时候就开始讲究非礼勿闻，如果真的站起来和他们一起跳，那么中国人会想，我这么做好不好？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会不会影响别人？等等，在乎的太多了，反而就把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放弃了，我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最深沉的民族，喜怒哀乐经常会放在很深、很深的内心深处，而不去表达。这可能是中国人惯有的处事方式，但在世界杯赛场，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缺陷。

　　　新京报：对，关键时刻没法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激情。

　　　池莉：没错，其实心里很快乐，但没有肢体语言，也不会放开歌喉。中国人一般经常会说，我不会唱歌，我不会跳舞，但在其他民族来讲，并不存在会与不会的说法，他们的舞蹈和歌声，只要快乐就随时会有。我们想得最多的就是，我不会，别人怎么看我；我跳不好，别人怎么看我。

　　　新京报：到了现场的感觉就是，“有了快感我就喊”。

　　　池莉：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真的是有了快感你就喊。我当年这个书名出来的时候，也是板砖拍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当时很单纯地认为，人就是应该这样，有了快感你就要喊。现在该是打破那些传统老观念的时候了。

　　　新京报：在现场受得了呜呜嗞喇吗？

　　　池莉：我在电视里受不了，好反感，但在现场反而觉得特好玩。我在现场看球时，一个白人姑娘使劲地吹，吹完之后还一个劲地朝我笑。这种微笑也有歉意，就化解了你对噪音的反感。我在现场看有个上了年纪的人也在拼命地吹，那感觉简直就是个老顽童。我准备买一支带回去，这个喇叭太引人注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