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38岁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个呜呜祖拉半成品，却从没听过它在世界杯赛场上“吵死全世界”的声音。
她的工作是为喇叭吹塑。在她手中，这些呜呜祖拉还是像瓶子一样的形状，不仅吹不出声音，而且稍不留神就会透过两层的毛线手套，烫到自己。
不过，她的工作环境并不缺乏声音。在一座红砖外墙的平房里，机器的轰鸣声，一台半人高的风扇吹出的呼呼风声，以及模具撞击发出的金属敲击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常常需要靠近大声喊，才能听得见彼此说话的内容。
这里是邬奕君的另一处厂房，几个工人在这里完成制作呜呜祖拉的前两个步骤：混料和吹塑。负责混料的工人需要把塑料调配出符合要求的颜色，有时候是代表巴西的黄色，有时候是代表英格兰的红色，当然，订单最多的，还是体现东道主特色的，南非国旗上的墨绿色。
而郭登翠所负责的吹塑，则是把加热后滚烫的塑料，加工成呜呜祖拉的外形。
坐在南非世界杯球赛看台上吹响呜呜祖拉的人，想必很难体会郭登翠的艰辛。工作间的空气弥漫着塑料加热的刺鼻味道，她始终站在那台小小的注塑机前面，不断地踩下踏板、再松开。她的手一次次地从混料机中取下一段段橡胶管一样软软的塑料，捏住两端、拉长，然后慢慢放入模具中。
等到充气结束，原先的“橡胶管”已经按照模具的样子，像气球一样膨胀成喇叭的形状。她又要拿着这些依旧滚烫的喇叭，放在工作台上，等待它们变凉、变硬。郭登翠戴着双层的毛线手套，其中一只已经破掉了两只手指，塑料的热气透过毛线的缝隙钻了进去，在她的大拇指上留下了一个个棕色的水泡疤痕。
这个来自云南的外地女人在厂房里总是面无表情，也很少和周围的人说话。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并把那些半成品丢入旁边的编织袋里。如果有记者前来采访，她偶而会吐几个字作为回答，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长久的沉默。
每做出一个塑料的半成品，郭登翠能挣1角钱。一个月下来，她的收入有2000元。原本,加上丈夫的收入,两个人一个月还能存下来一两千。夫妻俩带着女儿在这个江南的村子里定居了下来，很快，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这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在去年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一向身体不错的丈夫突然因为腰病倒下了，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妻子讲不出丈夫的病症，只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工作，去医院检查、治疗又花光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
于是，在丈夫这两天恢复工作之前，家里每个月只有她一个人的收入，却要维系四个人的生活，还要帮丈夫支付几百元的药费，这几乎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
跟郭登翠做同一个工种的几乎都是她的同乡。邬奕君的弟弟私下透露说，这个工作其实非常危险，常常有工人被紧紧密合的模具夹断了手指，如果是外地打工者，还能赔些医药费；如果是本地人，那根本赔都赔不起。
但这些都没有吓退郭登翠。她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份工作。她甚至觉得，这份工作“比起以前在家里种地来说要好多了”，
“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打开话匣子以后，她也会多说几句。在厂房轰鸣的噪音中，郭登翠凑近记者的耳朵大声喊道：“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毕竟老公身体不好，我要养这个家。”
说这话的时候，是下午6点，这个母亲、妻子在回家伺候儿女吃过晚饭后，又准时站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无表情地重复着那些机械的动作。世界杯在十几天以后就会结束，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辛劳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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