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3日，启孜峰突击营地，海拔5800米。 凌晨4点半，协作队员就来收集水壶了。按时间表，我们5点起床，6点整出发登顶。教练还再三警告我们下午1点关门（即过了这个时间点无论在何处都得撤退）。为此大家早早地都整装待发。在教练的指引下，向通往山顶的路绳走去。Ｃ1营地距山顶约有500米，基本为45度以上的斜坡。左手握着上升器，右手执着冰镐，艰难地踩着前人的脚印向上攀登。 在绳节处，我可不敢自己换快挂和上升器，每次都是教练帮我重新调节到上一段的绳索。在一片白茫茫的冰壁上，十来个人拉着一根路绳缓缓前进，我也只有在探索的节目里才看到过，没想到今天竟然是其中的一份子。在这种情况里我已无路可退，逼着自己朝山顶走去。在离山顶水平面三四十米的时候，我们要沿着山势作横切，人必须侧着身子斜走，而脚底下就是悬崖。我紧张地握紧上升器，右手用力将冰镐往雪里戳，以此来增强身体的平衡。突然脚下一滑，我一屁股坐在了冰面上，身体还有不断下坠的趋势。我紧紧拉住绳索，用双脚后跟的冰爪用力插入冰面，减缓下坠的趋势，并等待教练的救援。在教练有力的搀扶下，我小心翼翼地翻过身子，用冰镐深深地戳进雪里，并以冰镐为支撑点，慢慢地往上挪步，到达原来的行军路线。这种惊险的场面足足发生了好几回，但都在教练的帮助下化险为夷。 顶峰已触手可及，已登顶的山友们为我齐声加油鼓劲：“还有20步就达到山顶了，加油啊！”我心中默数：“1，2，3……20，21”啊！我终于到了路绳的尽头，但奇怪的是心中竟没有登顶的狂喜。回头看看那条山路，就像是一场恶梦，太惊险了，我不能相信自己就是从这条道路过来的，那是劫后余生的感觉。 回顾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虽然也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如果没有西藏登山队教练们默默的奉献，我们哪有舒适的营地休息，充足的给养。为了做好充足的前期准备，很多教练和协作每天上下山得三四次，为了我们能成功登顶，他们多次上山探路，一有陡坡他们就拉起路绳；遇见冰裂缝就绕开道去。一路上有些山友高原反应厉害，他们就帮着背包。有些病情严重的山友，还需要多名教练一起连夜送下山去。为了我们的登山，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默默地付出辛勤的劳动。 正如我的队友杨晓洁说：“只有他们才真正称得上吃苦耐劳，对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付出。”反观我们日常工作的态度，似乎与他们的距离太大了。 大家在山顶上拍照留念，庆祝我们一行12人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成功登顶。可面对下去的路我可傻眼了。“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就是个怕下山的主儿。还没走几步，我就已经跌倒了好几次。估计再这样下去，路绳的地钉都要被我拉出来了。为了不影响后面山友的下山速度，我提出最后一个下去。最后是队长和大黄两个人把我扶到了Ｃ1营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是我本次登山最惊险、难忘的一段。加之人非常紧张，体力消耗非常巨大，真想躺在Ｃ1营地不再起来，但教练们冷酷地催促我们打包前往ＡＢＣ营地，真是毫无人性。但现在若不走，等雪软了再走就更困难了。 跌跌撞撞地踩在松软的雪地上，我们上海队的队长在两名协作的帮助下也一屁股跌倒在地。我对自己的体力也心知肚明，赶快要求教练帮助我下山。有了教练的引路，顿时走轻松了许多。此时对讲机中传来了大本营的祝贺，我觉得自己愧对这份恭喜。因为我的下山表现实在太狼狈了，登启孜的胜利有三分之二应归功于教练和协作。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第一次用路绳上山的冰壁。这次要求我们人面对冰壁靠绳子的拉力及两脚的力量并利用下降器下山。太惊险了！这不仅考验臂力，更考验我们的胆量。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总不能在这冰壁处待上一辈子。 很不幸，我重心没掌握好，又跌坐在冰壁上，右手死命握住救命绳，等待协作的救援。一手握绳，一手抓着下降器，在协作的帮助下重新把体位调整到面壁状态。这次稍有长进，没有再跌倒，顺利地到达稍为平坦的地面。全身的衣服全部湿透了，两小腿肚由于紧张和受力过度而酸痛之极。坐在石头上静静地休息以恢复体力。ＡＢＣ营地已映入眼帘，教练鼓励我再坚持一下就到了，那里有果珍、咖啡和水果羹等着我尽情享用。 有了明确的目标，我的动力更足了，虽然体力仍然严重透支，但速度已比前一日快了很多。看着营地越来越近，我的心情好似比登上顶峰更为喜悦。（完）张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