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普纳、霍顿、米卢；桑特拉奇、彼德诺维奇、李章洙……上面的两组外籍教练，曾分别执教过中国国家队和国内各俱乐部球队。反思中国足球，少不了要对他们进行一下盘整。 事物是渐进的，又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当我们回眸中国男足聘请的第一位外籍教练施拉普纳时，草率地将其定性为“骗子”明显片面。施拉普纳带来的运动饮食和赛后恢复等科学手段至今仍被许多国内球队所采用，尤其是中国队兵败世界杯后，回想施拉普纳所倡导的爱国意识和豹子精神，更觉得其切中要害。 施拉普纳当时引发的大争论，使中国足球界在思辩潮中认识到东西方足球文化的巨大差异。正如一间封闭的屋子猛地打开了窗户，即使刺眼的阳光照得我们没能立刻看清窗外的美丽风景，但窗户毕竟是开了，从此有了空气对流，也有了学习和借鉴。戚务生成为施拉普纳的继任者，这多少反映了中国足球在对待洋教练政策上的摇摆和不稳定性。 当1997年的大连金州被中国球迷的泪水洗刷时，政策再度摆回到聘请洋教练上。只不过吃了施拉普纳的“堑”，中国足球长了“智”，学会了挑选名气大的洋帅。霍顿，一位来自现代足球发源地的大师被请了进来。霍顿的主要任务本是带领中国队冲击2002年世界杯，但他固执的性格与适者生存的法则相抵触，死板的战术又没能使国奥队出线，于是霍顿在有中国特色的“民意表决”后下了课。从霍顿身上，中国足球最应该学会的是如何选择，并不是所有高水平的外籍教练都适合中国足球，他们的足球理念、执教方式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应当是我们选帅时需要再三斟酌的内容。 选择米卢是中国足球之幸事。米卢对中国足球的贡献除了一张我们求索44年而未得的世界杯入场券外，还有就是他倡导的“快乐足球”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中国“出线足球”的沉重和畸形，使我们在抽签分组顺利的前提下，较正常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 总结三位外籍教练在中国的执教史，对比近邻日本、韩国聘请特鲁西埃和希丁克的成功经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足球的“洋务运动”一直没有摆脱机械模仿和盲目引进的阴影，也一直没能从骨子里做到虚心师夷。举个例子，配给米卢的中方教练组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举措，其作用也摸棱两可，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被一些人和媒体利用，作为与米卢分庭抗礼的工具。米卢的继任者如果是洋帅，仍会享受到这种待遇吗？ 谈到中国职业俱乐部聘请的外籍教练，其中不乏桑特拉奇等高手。可惜他们在中国的执教过多受到了短期功利主义因素的干扰。今天出了点成绩，明天一旦下滑，立刻被功利的俱乐部炒鱿鱼，换帅如同走马灯，何谈稳定风格的培养，这一点与日本聘请外籍教练的做法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中国足球人还是应当把解剖的目光对准自己，只有不断从“洋务运动”中总结和吸取精髓，才能真正克服僵硬的模仿和食洋不化的死板，使中国足球更好地借助洋教练强壮筋骨。当然，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帮助外籍教练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尽量避免洋帅步入误区，但决不要等看笑话，秋后算帐。（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 
